宋代道學家強調「男尊女卑」，並沒有導致宋代婦女地位低落

宋代道學家強調婦女守貞、男尊女卑。程頤不但提倡「餓死事小，失節事極大」更主張男子出妻，「多辯則出之」（《理性大全》）但這只表示要求貞節被重視的時代，正是社會不講貞節的時代。

事實上，宋代婦女並不重視「貞節」。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曾嫁媳婦，他的次子王霧精神有病，長大後娶龐氏為妻，夫婦常發生齟齬，王安石素知兒子不正常，怕兒子他朝死後，媳婦會背上剋夫的惡名，就替兒媳找了個老實人另嫁。在宋代，不但王安石嫁媳婦，比他早些年的范仲淹將他的孀居兒媳嫁給死了老婆的門生王陶。范仲淹的母親謝氏也曾嫁過姓朱的，范仲淹顯達後，毫不以母親再嫁為恥辱，朝中大臣對范母亦甚為尊重，這反映當時社會接受婦女再嫁。而宋代法律直到宋後期，仍然肯定婦女的離婚權和改嫁權。宋代婦女既然改嫁者較多，守節者就顯得較少。元人編修《宋史》苦苦搜尋也只挑出四十三位烈女，這與明代相比未免瞠乎其後。

宋代理學家提倡貞節，對社會的影響，一方面要由理學家的社會地位決定，另一方面要區別開這種影響對當時社會和後代社會的作用的大小。首先，理學不是宋朝的官方哲學和主要統治思想。宋代學派林立，各說其是，互不相讓。程朱理學只是這些學派中的重要一派而已。理學家的貞節觀和強調「男尊女卑」在北宋的影響力仍極其有限。像程頤的侄女，其夫死後再嫁，他的侄媳也是再嫁的女子。與此同時，在知識分子中，也有人同情女性的遭遇，替女性鳴不平，像袁采的《世範》就道出了婦女的苦況。可見當時知識分子對婦女的要求也不是一致的。禮教或宋儒的思想在當時尚在發展階段，說它大大降低宋代婦女的地位是言過其實。

董仲舒「尊王」思想的時代意義

漢初的統治者吸取秦朝厲行法家思想而不久亡國的教訓，根據黃老「清靜無為」的思想，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使社會經濟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但由於「無為」的政策，助長了地方諸侯王國勢力的擴張，造成幹弱枝強的局面，導至漢景帝時期的吳楚七國之亂；此外，對北方匈奴在邊疆的干擾，漢高、惠、文、景四朝都採取退讓、容忍的政策，漢帝國威嚴受到挑戰。

至漢武帝時，國家財力充沛，經濟繁榮。政治上，景帝削平吳楚七國之亂後，又有計劃地取消諸侯的權力。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權得到鞏固，對北方匈奴貴族亦主動出擊。西漢漸進入鼎盛時期。漢武帝為了長治久安及為他的施政尋求理論支持，於是「詔舉賢良」，提出「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橿」（《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針對當時「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現象，指出這會造成「上之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的嚴重後果；他以《春秋公羊傳》的論說為骨幹，吸取陰陽五行之說，創立「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以倡導「王道」建立「大一統」的政治體制，獲得漢武帝的讚賞。

董仲舒繼承《春秋公羊傳》政治說經的特色：力倡「大一統」揭示君臣要義，恢復君臣體制，使王者定於一尊。他在《春秋繁露》的《王道篇》中就提出「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君親無將，將而誅」、「諸侯不得為匹夫興師。」等等建君臣關係的原則；並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學」為治國的正統思想，藉此協助漢武帝重建漢初以來不太受重視的君臣綱紀。漢武帝且從《春秋公羊傳》的「攘夷」思想找到出擊掃蕩匈奴的依據；又從董仲舒提倡的「尊王」思想找到削諸侯王勢力，強化中央集權的理據。自此之後，儒家思想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統治者治國的正統思想。

董仲舒一方面繼承了殷周以來人格化的「天」，同時又吸收了思孟學派「天人合一」的觀點，發展了戰國末期鄒衍利用陰陽五行說建立起來的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進一步神化天人關係，建立了「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借神權來維護皇權，為君權神授製造理論根據。出於政治上的要求，他借助有意志、有意識、有目的、有情感和有慾望的「天」來判別和賞罰人世間的善惡，他將儒家的仁義德政和陰陽五行結合，溝通天道與社會的政治關係，即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春秋繁露‧基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由是根據陽尊陰卑的原則，相應地是尊君卑臣，尊父卑子和尊夫卑妻。在論述三綱的合理性後，他還以五行配仁、義、禮、智、信五常。這樣董仲舒將陰陽五行神秘化為天的意志，又將人際的道德倫理納入五行之中，以此來提高神權維持封建綱常秩序，鞏固家法制度。

董仲舒的這種思想，在確定帝王合理存在的同時，更提高了帝王的地位和權威；並且嘗試把西漢初所繼承的法家尚刑的政治，轉為儒家尚德的思想。董仲舒不僅受到當時的漢武帝賞識，並一直受到以後歷代帝王的尊崇，儒學亦成了歷代政治思想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