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尊王」思想的時代意義

漢初的統治者吸取秦朝厲行法家思想而不久亡國的教訓，根據黃老「清靜無為」的思想，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使社會經濟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但由於「無為」的政策，助長了地方諸侯王國勢力的擴張，造成幹弱枝強的局面，導至漢景帝時期的吳楚七國之亂；此外，對北方匈奴在邊疆的干擾，漢高、惠、文、景四朝都採取退讓、容忍的政策，漢帝國威嚴受到挑戰。

至漢武帝時，國家財力充沛，經濟繁榮。政治上，景帝削平吳楚七國之亂後，又有計劃地取消諸侯的權力。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權得到鞏固，對北方匈奴貴族亦主動出擊。西漢漸進入鼎盛時期。漢武帝為了長治久安及為他的施政尋求理論支持，於是「詔舉賢良」，提出「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橿」（《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針對當時「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現象，指出這會造成「上之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的嚴重後果；他以《春秋公羊傳》的論說為骨幹，吸取陰陽五行之說，創立「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以倡導「王道」建立「大一統」的政治體制，獲得漢武帝的讚賞。

董仲舒繼承《春秋公羊傳》政治說經的特色：力倡「大一統」揭示君臣要義，恢復君臣體制，使王者定於一尊。他在《春秋繁露》的《王道篇》中就提出「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君親無將，將而誅」、「諸侯不得為匹夫興師。」等等建君臣關係的原則；並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學」為治國的正統思想，藉此協助漢武帝重建漢初以來不太受重視的君臣綱紀。漢武帝且從《春秋公羊傳》的「攘夷」思想找到出擊掃蕩匈奴的依據；又從董仲舒提倡的「尊王」思想找到削諸侯王勢力，強化中央集權的理據。自此之後，儒家思想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統治者治國的正統思想。

董仲舒一方面繼承了殷周以來人格化的「天」，同時又吸收了思孟學派「天人合一」的觀點，發展了戰國末期鄒衍利用陰陽五行說建立起來的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進一步神化天人關係，建立了「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借神權來維護皇權，為君權神授製造理論根據。出於政治上的要求，他借助有意志、有意識、有目的、有情感和有慾望的「天」來判別和賞罰人世間的善惡，他將儒家的仁義德政和陰陽五行結合，溝通天道與社會的政治關係，即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春秋繁露‧基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由是根據陽尊陰卑的原則，相應地是尊君卑臣，尊父卑子和尊夫卑妻。在論述三綱的合理性後，他還以五行配仁、義、禮、智、信五常。這樣董仲舒將陰陽五行神秘化為天的意志，又將人際的道德倫理納入五行之中，以此來提高神權維持封建綱常秩序，鞏固家法制度。

董仲舒的這種思想，在確定帝王合理存在的同時，更提高了帝王的地位和權威；並且嘗試把西漢初所繼承的法家尚刑的政治，轉為儒家尚德的思想。董仲舒不僅受到當時的漢武帝賞識，並一直受到以後歷代帝王的尊崇，儒學亦成了歷代政治思想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