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道學家強調「男尊女卑」，並沒有導致宋代婦女地位低落

宋代道學家強調婦女守貞、男尊女卑。程頤不但提倡「餓死事小，失節事極大」更主張男子出妻，「多辯則出之」（《理性大全》）但這只表示要求貞節被重視的時代，正是社會不講貞節的時代。

事實上，宋代婦女並不重視「貞節」。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曾嫁媳婦，他的次子王霧精神有病，長大後娶龐氏為妻，夫婦常發生齟齬，王安石素知兒子不正常，怕兒子他朝死後，媳婦會背上剋夫的惡名，就替兒媳找了個老實人另嫁。在宋代，不但王安石嫁媳婦，比他早些年的范仲淹將他的孀居兒媳嫁給死了老婆的門生王陶。范仲淹的母親謝氏也曾嫁過姓朱的，范仲淹顯達後，毫不以母親再嫁為恥辱，朝中大臣對范母亦甚為尊重，這反映當時社會接受婦女再嫁。而宋代法律直到宋後期，仍然肯定婦女的離婚權和改嫁權。宋代婦女既然改嫁者較多，守節者就顯得較少。元人編修《宋史》苦苦搜尋也只挑出四十三位烈女，這與明代相比未免瞠乎其後。

宋代理學家提倡貞節，對社會的影響，一方面要由理學家的社會地位決定，另一方面要區別開這種影響對當時社會和後代社會的作用的大小。首先，理學不是宋朝的官方哲學和主要統治思想。宋代學派林立，各說其是，互不相讓。程朱理學只是這些學派中的重要一派而已。理學家的貞節觀和強調「男尊女卑」在北宋的影響力仍極其有限。像程頤的侄女，其夫死後再嫁，他的侄媳也是再嫁的女子。與此同時，在知識分子中，也有人同情女性的遭遇，替女性鳴不平，像袁采的《世範》就道出了婦女的苦況。可見當時知識分子對婦女的要求也不是一致的。禮教或宋儒的思想在當時尚在發展階段，說它大大降低宋代婦女的地位是言過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