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性惡論」

荀子言性惡，否認有先驗的道德，認為人的道德屬性是後天環境陶冶而成的。因此，荀子的性惡論強調後天禮儀法治的重要性。

荀子認為人性是天然的。他說：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又說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荀子‧性惡》）

具體地講，他說：

　　「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性惡》）又說：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榮辱》）

這裏可以知道，荀子所說的性是指人生理方面的本能，這種本能是人與禽獸所共有的。荀子的性既然是指人的動物性，這種性是人人皆同，既不能說善，也不能說惡，它應是中性的。

人性如何從自然之性而至性惡的呢﹖荀子說：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理亂而歸於暴……由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性惡》）

由自然之性導至性惡的關鍵是人「順」官能的慾望，而產生出「爭奪」、「犯分理亂」、「歸於暴」的行為結果來。順是者，順自然之情而不知節制之謂。荀子的性惡說是指的人性如順其自然發展，則由於慾念的衝擊，最後必入於惡。所以荀子講性是就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表現而講的。他所指的性本質應是指「性向」。但我們不能因人性有為惡的性向而證明人性普遍是惡的。

荀子言性惡，並不就此完結，他的性惡論最終是為他的「禮義」、「法治」的政治主張服務的。他說：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在他指出順人性情會導致「爭奪」、「犯分亂理」之後，提出化性起偽的主張：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性惡》）

荀子注重後天環境培養、聖人教化對人變惡為善的作用，目的是「歸於治」。他認為，人性為惡，性、情欲為人天生的資質，為了治國安民，就必須變化性情，節制欲求，積習成善節慾合道，用禮善欲。他說：

　　「人生而有欲，有欲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天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故禮者，養也。」（《荀子‧禮論》）

荀子主張以禮養欲，即養人的性情之欲，主要是養人的身體官能之欲。他認為如果順從人性情欲要求而不節制，就會引起社會混亂。為了制止混亂、爭奪，就要師法聖王的教化，靠人為之「偽」來改變惡性，因此要實行禮治、法治。這種「人之性惡」及「化性起偽」為他的禮治、法治主張找到了理論根據。
　　

荀子強調要師「聖人」的禮義，才能化性起偽，但照荀子的說法，聖人的性也是惡的。「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性惡》）那麼，聖人的化性起偽又是怎樣產生的？

孟子的「性善論」

孟子提出「性善論」作為他的倫理道德學說和仁政學說的理論基礎。孟子談性善基本上是在「人類的特性」的基礎上立論。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在於「人性」，這種人性將人與禽獸區別開來。這種區別主要表現在人有自覺的道德理性。他說：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盡心下》）

孟子認為口、目、耳、鼻之官能本能慾望，以及由天命下降到人性中的仁、義、禮、智、賢的道德品格，都是人生而即有，先天存在的內容。他認為人類追求味、色、聲、臭、安佚等本能慾望的實現，是由支配於生命以外的「運命」所決定，受外在環境的限制和安排，是一種「命」數。但仁、義禮、智等道德是「先天具足」實現與否是操縱在人的自身。他說：

　　「求則得之，舍（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業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盡心上》）

「求在我者」是指仁、義、禮、智之性；「求在外者」指的是口、目、耳、鼻的慾望的實現。所以孟子認為並不是人生來俱有的一切內容都可以稱之性，只有這些為人所特有：「求在我者」的特徵才使人區別於禽獸，才可稱為性。

除這種「求在我者」的特性，孟子還認為人的「仁、禮、義、智」之性能通過「心之官」的反省，自覺呈現出來。透過這種反省，人的道德理性能主宰「耳目之官」，防止口耳鼻的慾望無止境的向外尋求滿足。

故孟子以道德理性從人的主觀能動性能作道德理性的判斷，做出道德的行為來界定性的內容，主張「性善」。孟子既以「仁、義、禮、知」等道德品格為人類的特性，他是怎樣證明的呢﹖孟子認為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為人生來就具有天賦的「善端」，具有一種先驗的道德觀念的萌芽，這是人異於禽獸，高於禽獸的本質特徵。這種先天具備的善心是「人皆有之」的。他說：

　　「人皆有不忍之心……今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恉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人，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丑》）

孟子採用例證的方法，以孺子入井的典型事例來證明人都有惻隱之心，類推人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總結出人有「仁、義、社、知」四德的善端，並以四德作為善的內容。善性中當然不只是這四德，原則上，它應是包括一切德性。
　　
孟子認為，善端先天存在於人性之內，強調經過「存其心，養其性」的修養工夫，使道德心靈擴展為一身之主宰。存心即是存養善端，養性則是培養善端，最後透過「踐形」，將性之善端充分發揮，表現於實際行動中。這裏人的行善全是由內在道德及內在的修養工夫引發出來的。

孟子性善論的基礎主要還在「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也。」（《告子》）但「仁義禮知」是人固有的嗎﹖孺子將入井為甚麼會觸發我們的仁心﹖是因為我們知道，如果孺子入井，將遭到死亡之禍。如果這樣的理解不錯。那末，真正使我們發動仁心的是「入井他將死」這種知識。這一種知識使我們推人及己，由「人之將死」引發出我對死亡的怵惕之心。這就產生惻隱之心，到底來源於人的「為己」之心，還是真正的「同情他人」之心的問題。我國古哲重「德」性，忽視「知」性的重要。四端中的「知」也只是講人的是非之心，不是指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