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榷」是古代政府對某些生活必需物品採取專賣專利的制度，以取其利作為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徵榷物品歷代有所不同，一般包括鹽、茶、酒、礬、香、醋等。
歷代政府對徵榷控制的程度各有不同，形成不同形式的徵榷制。總體而言，宋代的徵榷制度有以下特點。首先，宋代徵榷制較前代更加擴大。宋代徵榷中的鹽、茶、酒、礬都是自前代繼承下來，而香、醋則是前代所無，為宋代始創。徵榷範圍的擴大，意味徵榷在宋已不是傳統的賦稅和徵商方式，而是擴大對茶、鹽、酒、醋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直接剝削。
其次，宋朝各項徵榷從生產到流通對茶、鹽、酒、礬等進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從而獲取厚利。對上述物資的控制，宋所採取的形式是多樣化的，包括從生產、運輸到銷售，全部由政府控制，如解鹽和蜀川官鹽井；由政府給專業戶以一定的本錢從事生產，產品全由政府收購、專賣，或轉由商人銷售，如茶、鹽、礬等；政府控制產品流通，通過榷貨務轉賣給商人，如香藥的禁榷；政府只徵收租稅，如北宋神宗時在東南實行的茶法（貼射法）；政府只實行專賣，徵收商人的專利稅，如宋徽宗時的茶引法、鹽引法等。以上不同形式的徵榷制雖有所區別，但總的趨勢是徵榷制越來越加強，到蔡京當權時達到極點，茶、鹽、酒等的徵榷制更嚴密和完備，不僅為南宋所繼承，而且也為元、明、清各代繼承，影響重大。
再者，在徵榷制下，宋社會經濟關係顯得極為複雜。當政府直接插手生產和運銷時，就產生勞役制，如解鹽畦戶、蜀川官鹽井戶在北宋初都是被迫徵集的，因而有勞役的性質；在徵榷制下，茶農、佃客和僱工、鹽農、備丁和小火，以及酒匠，是茶、鹽、酒的生產者，他們的勞動財富被政府、中上等茶園主、中上等亭戶以及大商人攫佔瓜分。政府同大商人結成親密伙伴，共同吞噬各項厚利。而通過專利制度，一部分大商人同政府結合，轉化為官商。這是自宋以後，形成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體的重要渠道之一。
最後是宋的徵榷稅佔政府收入的比重日益增大，徵榷成為宋以後中央集權統治的物質基礎和支柱。北宋初年，田賦是宋最主要的一項稅收。到宋仁宗以後，政府財政稅收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商稅以及由鹽、茶、酒、礬、香等構成的徵榷稅越來越佔有重要地位。以酒稅為例，宋太宗時總計三百二十五萬九千貫，佔當時貨幣收入的20.4%；宋仁宗慶歷年間高達一千七百一十萬貫，佔44%；鹽稅在宋太宗至道三年為二百三十五萬八千餘貫，到宋神宗元豐元年達二千二百三十餘萬貫，加上茶、香、礬之入達二千四百萬以上，佔當時貨幣總收入的40%。顯然，宋中央集權制能夠維持下去，與徵榷之利分不開。自此以後，元、明、清三代繼續了宋的做法，對徵榷制度繼續加強，借以榨取更多的稅利，徵榷制亦日益成為中央集權制的物質基礎和支柱。
總之，兩宋對鹽、茶、酒、礬、香、醋等多種物品實行徵榷政策，成為官營商業的主要部分，但由於私營工商業的發展，宋朝政府多次改變專賣辦法，實行通商，由朝廷完全獨佔經營的環節逐步減少，由商人經營的環節漸漸增多。但政府通過徵榷制所獲的稅利並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
歷代政府對徵榷控制的程度各有不同，形成不同形式的徵榷制。總體而言，宋代的徵榷制度有以下特點。首先，宋代徵榷制較前代更加擴大。宋代徵榷中的鹽、茶、酒、礬都是自前代繼承下來，而香、醋則是前代所無，為宋代始創。徵榷範圍的擴大，意味徵榷在宋已不是傳統的賦稅和徵商方式，而是擴大對茶、鹽、酒、醋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直接剝削。
其次，宋朝各項徵榷從生產到流通對茶、鹽、酒、礬等進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從而獲取厚利。對上述物資的控制，宋所採取的形式是多樣化的，包括從生產、運輸到銷售，全部由政府控制，如解鹽和蜀川官鹽井；由政府給專業戶以一定的本錢從事生產，產品全由政府收購、專賣，或轉由商人銷售，如茶、鹽、礬等；政府控制產品流通，通過榷貨務轉賣給商人，如香藥的禁榷；政府只徵收租稅，如北宋神宗時在東南實行的茶法（貼射法）；政府只實行專賣，徵收商人的專利稅，如宋徽宗時的茶引法、鹽引法等。以上不同形式的徵榷制雖有所區別，但總的趨勢是徵榷制越來越加強，到蔡京當權時達到極點，茶、鹽、酒等的徵榷制更嚴密和完備，不僅為南宋所繼承，而且也為元、明、清各代繼承，影響重大。
再者，在徵榷制下，宋社會經濟關係顯得極為複雜。當政府直接插手生產和運銷時，就產生勞役制，如解鹽畦戶、蜀川官鹽井戶在北宋初都是被迫徵集的，因而有勞役的性質；在徵榷制下，茶農、佃客和僱工、鹽農、備丁和小火，以及酒匠，是茶、鹽、酒的生產者，他們的勞動財富被政府、中上等茶園主、中上等亭戶以及大商人攫佔瓜分。政府同大商人結成親密伙伴，共同吞噬各項厚利。而通過專利制度，一部分大商人同政府結合，轉化為官商。這是自宋以後，形成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體的重要渠道之一。
最後是宋的徵榷稅佔政府收入的比重日益增大，徵榷成為宋以後中央集權統治的物質基礎和支柱。北宋初年，田賦是宋最主要的一項稅收。到宋仁宗以後，政府財政稅收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商稅以及由鹽、茶、酒、礬、香等構成的徵榷稅越來越佔有重要地位。以酒稅為例，宋太宗時總計三百二十五萬九千貫，佔當時貨幣收入的20.4%；宋仁宗慶歷年間高達一千七百一十萬貫，佔44%；鹽稅在宋太宗至道三年為二百三十五萬八千餘貫，到宋神宗元豐元年達二千二百三十餘萬貫，加上茶、香、礬之入達二千四百萬以上，佔當時貨幣總收入的40%。顯然，宋中央集權制能夠維持下去，與徵榷之利分不開。自此以後，元、明、清三代繼續了宋的做法，對徵榷制度繼續加強，借以榨取更多的稅利，徵榷制亦日益成為中央集權制的物質基礎和支柱。
總之，兩宋對鹽、茶、酒、礬、香、醋等多種物品實行徵榷政策，成為官營商業的主要部分，但由於私營工商業的發展，宋朝政府多次改變專賣辦法，實行通商，由朝廷完全獨佔經營的環節逐步減少，由商人經營的環節漸漸增多。但政府通過徵榷制所獲的稅利並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