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鹽鐵大商賈富埒王侯

　漢初至文、景三世，行黃老之學，實施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對商人的經營管制大大減少。「務在寬厚」，「貪富之道，莫之予奪」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正和司馬遷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再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史記‧貨殖列傳》）的經濟思想相符合。政府「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放開鹽鐵，允許私人經營。於是富商大賈的資本累積迅速膨脹。秦時遷徙至臨邛的卓氏，其後人繼承祖先「用鐵治富」的傳統，在當地「鐵山鼓鑄，運籌策」不幾年，「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史記‧貨殖列傳》）「山東遷虜」程鄭也在臨邛治鐵，富比卓氏。魯人曹邴氏開採鐵礦，「富至巨萬」。齊人刁間，收留奴虜，以幫助他逐漁鹽商賈之利，「起富數千萬」南陽孔氏「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以至南陽行賈者，紛紛效法孔氏。當時的鹽鐵商賈無不因政府的不干預政策而富埒王侯。

　同時，政府還准許商人自由鑄錢，卓氏不但冶鐵，而且鑄錢。文帝把蜀邵嚴道（四川榮經縣）銅山的收益權賜予寵臣鄧通後，鄧通又轉租卓氏經營，鑄造錢和銅器，以致「卓王孫貨累巨萬，鄧通錢亦遍天下」由此可見這些大商賈亦憑借特權和受寵而富甲天下。

　富商大賈除經營鹽鐵生意，還從事土特產和工農產品的轉運貿易。當時「宛周齊魯商遍天下」其中濟陽師史就是一個資產雄厚的大販運商，有車輛數百，僱傭伙計無數，「賈邵國，無所不致」家財達七千萬。當鹽鐵商人賺取大量利潤後，就有能力囤積居奇，壟斷某些商品後，所獲利潤更大。他們透過商業營運獲得財富，往往將它投向土地，購置田產大肆兼併土地，形成商人兼地主，在商業資本兼併土地的過程中，又往往和高利貸貨本相勾結，搾取農民的財產，從而加劇了農村的兩極化。商賈的財富得以進一步增加。

　漢武帝時，商賈「不佐國家之急」坐視「黎民重困」武帝雖因此推行了強硬的抑商措施，一度打擊了商人的囂張氣燄和不法行為，但及後的帝王對抑商措施多有反覆。之後鹽鐵專賣制度和均輸法、平準法等政策都漸漸變質，成為官府斂錢和官商勾結，假公濟私的工具。成哀帝以降，富商大賈勢力又迅速膨脹，更加劇了土地兼併，富商大賈財力得到進一步擴大。

唐民俗的「胡化」

唐朝前期武功鼎盛，國際交通又非常便利，故外族的降附者以及來華經商或求學的為數甚多，加上統治階層有胡人的血統，太宗即位後更大量起用胡人為將。這樣民間以至朝廷都沾染到胡人的風習，更因唐室「夷夏之防」的觀念不深，對外國文化的輸入也採取放任的態度。因此外國文化在中國境內得以自由發展而不受排斥，民間生活亦深受域外文化的影響。

其中表表者是唐人衣飾明顯胡化。唐初婦女上街以帷幕罩身或者輕妙蒙面；至元宗開元年間，衣服更趨開放，自頸至胸漸見袒露，而露肩、靈臂的服裝也非常流行。姚汝能《安祿山事蹟》中記載：「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胡服……衣服之制度，襟度窄小。」在千姿百態的胡裝中，有「就中偏稱小腰身」的回鶻裝；有「四周垂絲網」」的吐谷渾長裙帽；有用「烏羊毛」織成，頂部略尖，四周織有花紋的蕃帽。《舊唐書‧輿服志》稱：「開元初，從駕官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複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依效。……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大有颯爽豪氣。」可見民間胡俗盛行是受上層人士影響所至。

唐女子化妝亦習胡風。不少婦女效法胡人梳髻戴胡帽。《新唐書‧五行志》描述女子化妝習慣：「圓鬟椎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註唇。」白居易指出這種「髻堆面赭」的流行妝來自胡族，而「非華風」。

另外，胡樂具亦與胡樂一起流布於唐人文化生活中。魏晉南北朝時，少數民族鮮卑、龜茲、疏勒、西沾、高昌等音樂已流行於中原地區。到唐時，胡樂更是盛行。據《新唐書‧禮樂志》記載，隋唐時四方少數民放音槳傳入的有十四種之多。隋煬帝定九部樂，唐太宗改為十部樂，即燕樂、清商、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疏勒、康國、高昌十部。其中漢族傳統音樂僅燕樂是唐自創，清商樂是漢魏南朝舊樂，西涼是十六國時由中原舊樂與龜茲樂融合形成外，其餘均從少數民族或外國傳入。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根據印度的《婆羅門》曲改編而成。

與胡樂一起傳入的樂器種類也很多，在唐燕樂器的管、弦、擊三大類樂器中，篳篥、貝、箜篌、琵琶、五弦、鈸、腰鼓、羯鼓、毛員鼓、答臘鼓、雞類鼓、銅鼓等大多是少數民族的樂器，有的甚至還可能是阿拉伯系和印度系的樂器。其中最典型是琵琶。劉熙在《釋名‧釋樂器》中曾說：「批把本出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象其鼓時，因以為名。」因其音域廣闊，技法豐富，逐漸成為漢族樂器的主奏樂器。

魏晉以來，跳舞風氣已相當普遍。北朝時，因胡樂的流傳而逐漸盛行胡舞。唐王朝時，由於西域樂二和舞伎的大量杽來，長安城裏就住有大批少數民族和外國舞蹈家。他們帶來自己民族的舞蹈；令唐代的舞蹈充滿胡族色彩。當時最為流行的胡舞為胡旋舞、胡騰舞、招枝舞。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胡騰舞「環行急蹴皆應節，反手叉腰如卻月。」招枝舞「輕驅動蕩，註光波於穠睇。」白居易也為這種優美的舞姿寫了不少詩，例如《胡旋女》中的「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逢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天巳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而以《霓裳羽衣曲》為曲的《霓裳羽衣舞》也是融合胡舞成為盛唐的舞蹈，亦是楊貴妃擅長的舞蹈。總括而言，唐代全盛之時，上至朝廷，下及民間都喜歡胡樂、胡舞。

此外唐代女性審美觀也因胡風浸染而由魏晉時的尚纖瘦一變為尚健碩豐腴。唐人一些藝術作品中展示的婦女騎馬擊毬情景，一反漢文化以陰柔為婦女典則的傳統，透露出胡族婦女活澄、勇健、無拘無束的性格，而唐女性地位的提高亦應力於這種開放的風氣。

唐人還有不少好尚，鬥雞、拔河、木偶等，雖在唐之前就已流行，但由西域傳入的西涼舞獅子及馬球則非常受唐人的喜愛。唐太宗以後的各朝君主大多善玩馬球。由馬球演變出來的驢球和步球則普遍受民眾的歡迎。

唐民間的節日亦有受胡風習的影響，例如曾在京師流行過一段時期的胡氣寒節；元輎節時出現的玩西域燈輪都屬這類。

又由於大量域外民族移居中國，他們的食品和飲食習慣也逐漸受唐人接受。胡食之中胡餅尤並歡迎。日本僧侶圓仁入唐時，曾見「時行胡餅，俗家皆然。」萄葡酒也是西域傳入的飲料。不少西域胡商在中國定居經營酒肆生意。可見唐人民的生活已與胡俗結下千絲萬縷的關係。

唐代人民受域外文化的影響另一個方面是宗教。佛教雖在唐以前已傳入中國，但佛教的盛行及完全漢化則在唐代進行。唐代傳入的宗教則有摩尼教、回教及景教（基督教的別派）當時的長安不特是外國留學生薈集的地方，外國教派也多在長安建寺，所以長安是當時的國際文化都市。宗教的發展和傳入令唐代文學添異彩，人民的宗教生活亦顯得多樣化。

總括而言，唐代以強盛的國力為依據，能兼容各民族的文化，將魏晉南北朝時的多民族的融合進一步在民間深化，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內容，是唐強盛的另一見證。

胡治漢的二元政策：史上實行「一國兩制」的底蘊

域外民族侵佔邊土或入主中原，常採取二元政策統治漢族，實行以漢制漢，以域外民族管治域外民族的政策，究其原因，首先是邊疆民族以游牧或半游牧半農耕的方式從事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與以農耕為主的漢民族有殊異。縱使他們憑馬匹的機動性及作戰技術的優越而能征服中原，他們也知道無法把他們的文化和各種政治經濟制度強加諸於中原。往往在入侵初期，經一番破壞後，就讓中原傳統的統治方式和社會文化生活繼續下去。但在他們的域外老家，仍會維持著原來的生活方式。例如契丹統治漢地後，曾實行「番漢分治」二元方式；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治漢人。遼史百官志有記載：「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樸實，不可名亂之，其興也勃焉。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北而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而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姚從吾：《遼史論文》)可見，由於域外民族經濟模式與中原不同，社會組織，文化傳統，行政系統都比較簡單，其「事簡職專、官制樸實」當然不能應用於繁雜廣闊的中原了。採取二元政治是客觀時勢的需要。

另一方面，漢文化在中原經過長時期的發展，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特殊優勢。對於進入中原地區的草原游牧民族來說，漢文化確是陌生而又眩目。公元三九五年，北魏「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氐族符堅對漢人長壽亦有所惑，皆反映域外民族的「慕華夏之風」。北魏孝文帝更力促鮮卑漢化，正是由於體認到漢文化的茂鬱，意識到胡漢文化之間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胡人統治者對於君臨漢族地區有一種卑怯的心理。因此胡人在進入中原後常採用容忍的政策對待前朝官員和儒士，盡力招誘之；而漢儒士本著「用夏變夷」、「經世」的傳統儒家思想或現實利害的考慮，多願成為胡族上層的中介，倡導儒學，建立漢式統治結構的政權組織以及與農業社會相適應的經濟制度。

其次，外族入主中原，雖隨之有大量的人口內徙，並掌握政權，但他們畢道是少數民放，其管治下的人民絕大部份是漢人，這種客觀現實造成他們不得不任用漢人為官，亦不得不使用大多數人習慣的方式加以管治。這樣一方面可以解決本身管治人才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更可避免直接與漢人對抗，減少了漢人的敵對情緒各反抗意識。根據《遼史．百官志》所列漢官，多將投降漢官本人名字，連記於職位之下，例如馮道守太傅，劉煦守太保等。反映胡族入主中原後，胡人中根本缺乏適合管治中原的官吏人才。但為防範漢人造反，雖在政府行政架構內任用漢人，而監督的人多由外族人擔任，因此每個外來朝代都有一個不可避免的特徵，就是運用「華夷」兩種人來統治，並且使用各種制衡和查核的方法以便於統治。元忽必烈推行漢法，也是出於「期於家社之安」的政治考慮，而聘用大量儒士。

再次，推行二元政策，將本族與漢人分而治之亦是為了避免本族生活方式，傳統文化、風俗的喪失，以期保存本族的純潔性。魏晉南北朝胡漢的大融匯，由於漢族文化發展的層次較高，而且國內人口眾多，即使他們的朝代覆滅，游牧民族建立新政權後，他們仍能維持文化的同一，甚至能夠同化征服王朝的統治者。所以在胡文化面臨動搖、解體的態勢面前，胡人中不可避免地產生守舊心態，亦即竭力保存國故，維護傳統。如北周宇文氏的政權，君臣間對話須用鮮卑語，軍隊中傳達命令也是一樣；同時衣飾亦與鮮卑舊俗無異，這些文化內容，他們都竭力保存下來。契丹開科取士，嚴禁契丹人參加考試，就是避免契丹人受漢文化同化。另外，北魏孝文帝雖極力推行漢化，可是他一死後，北魏舊族又很快回復鮮卑風俗。北魏的拓拔燾殺賀狄干，也是因為「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北魏元丞「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從中可見他們所謂「漢化」實質是師漢之長技以制漢二元政策能達到利用漢人知識分子、強化典章制度，作為統一北方的本錢，又可盡量保留本族舊俗的目的。

除此之外，游牧民族特別要保留其騎術射藝，而不能完全跟隨漢人，從事農耕，故有必要區別對待。清皇太極為著要保留漢人的尚武精神和騎射技術，告誡族人均勿重蹈金朝海陵王完顏亮的覆。他強調「國語騎射」是滿人的根本，指出除了要保存滿人善射及騎術的傳統外，還要對大清的語言文字加以重視。因此域外民族為保持傳統，實族對漢人的有效管治，往往採取二元統治手法。這些都是「一國兩制」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