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民族侵佔邊土或入主中原，常採取二元政策統治漢族，實行以漢制漢，以域外民族管治域外民族的政策，究其原因，首先是邊疆民族以游牧或半游牧半農耕的方式從事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與以農耕為主的漢民族有殊異。縱使他們憑馬匹的機動性及作戰技術的優越而能征服中原，他們也知道無法把他們的文化和各種政治經濟制度強加諸於中原。往往在入侵初期，經一番破壞後，就讓中原傳統的統治方式和社會文化生活繼續下去。但在他們的域外老家，仍會維持著原來的生活方式。例如契丹統治漢地後，曾實行「番漢分治」二元方式；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治漢人。遼史百官志有記載：「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樸實，不可名亂之，其興也勃焉。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北而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而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姚從吾：《遼史論文》)可見，由於域外民族經濟模式與中原不同，社會組織，文化傳統，行政系統都比較簡單，其「事簡職專、官制樸實」當然不能應用於繁雜廣闊的中原了。採取二元政治是客觀時勢的需要。
另一方面，漢文化在中原經過長時期的發展，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特殊優勢。對於進入中原地區的草原游牧民族來說，漢文化確是陌生而又眩目。公元三九五年，北魏「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氐族符堅對漢人長壽亦有所惑，皆反映域外民族的「慕華夏之風」。北魏孝文帝更力促鮮卑漢化，正是由於體認到漢文化的茂鬱，意識到胡漢文化之間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胡人統治者對於君臨漢族地區有一種卑怯的心理。因此胡人在進入中原後常採用容忍的政策對待前朝官員和儒士，盡力招誘之；而漢儒士本著「用夏變夷」、「經世」的傳統儒家思想或現實利害的考慮，多願成為胡族上層的中介，倡導儒學，建立漢式統治結構的政權組織以及與農業社會相適應的經濟制度。
其次，外族入主中原，雖隨之有大量的人口內徙，並掌握政權，但他們畢道是少數民放，其管治下的人民絕大部份是漢人，這種客觀現實造成他們不得不任用漢人為官，亦不得不使用大多數人習慣的方式加以管治。這樣一方面可以解決本身管治人才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更可避免直接與漢人對抗，減少了漢人的敵對情緒各反抗意識。根據《遼史．百官志》所列漢官，多將投降漢官本人名字，連記於職位之下，例如馮道守太傅，劉煦守太保等。反映胡族入主中原後，胡人中根本缺乏適合管治中原的官吏人才。但為防範漢人造反，雖在政府行政架構內任用漢人，而監督的人多由外族人擔任，因此每個外來朝代都有一個不可避免的特徵，就是運用「華夷」兩種人來統治，並且使用各種制衡和查核的方法以便於統治。元忽必烈推行漢法，也是出於「期於家社之安」的政治考慮，而聘用大量儒士。
再次，推行二元政策，將本族與漢人分而治之亦是為了避免本族生活方式，傳統文化、風俗的喪失，以期保存本族的純潔性。魏晉南北朝胡漢的大融匯，由於漢族文化發展的層次較高，而且國內人口眾多，即使他們的朝代覆滅，游牧民族建立新政權後，他們仍能維持文化的同一，甚至能夠同化征服王朝的統治者。所以在胡文化面臨動搖、解體的態勢面前，胡人中不可避免地產生守舊心態，亦即竭力保存國故，維護傳統。如北周宇文氏的政權，君臣間對話須用鮮卑語，軍隊中傳達命令也是一樣；同時衣飾亦與鮮卑舊俗無異，這些文化內容，他們都竭力保存下來。契丹開科取士，嚴禁契丹人參加考試，就是避免契丹人受漢文化同化。另外，北魏孝文帝雖極力推行漢化，可是他一死後，北魏舊族又很快回復鮮卑風俗。北魏的拓拔燾殺賀狄干，也是因為「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北魏元丞「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從中可見他們所謂「漢化」實質是師漢之長技以制漢二元政策能達到利用漢人知識分子、強化典章制度，作為統一北方的本錢，又可盡量保留本族舊俗的目的。
除此之外，游牧民族特別要保留其騎術射藝，而不能完全跟隨漢人，從事農耕，故有必要區別對待。清皇太極為著要保留漢人的尚武精神和騎射技術，告誡族人均勿重蹈金朝海陵王完顏亮的覆。他強調「國語騎射」是滿人的根本，指出除了要保存滿人善射及騎術的傳統外，還要對大清的語言文字加以重視。因此域外民族為保持傳統，實族對漢人的有效管治，往往採取二元統治手法。這些都是「一國兩制」的先例。
另一方面，漢文化在中原經過長時期的發展，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特殊優勢。對於進入中原地區的草原游牧民族來說，漢文化確是陌生而又眩目。公元三九五年，北魏「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氐族符堅對漢人長壽亦有所惑，皆反映域外民族的「慕華夏之風」。北魏孝文帝更力促鮮卑漢化，正是由於體認到漢文化的茂鬱，意識到胡漢文化之間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胡人統治者對於君臨漢族地區有一種卑怯的心理。因此胡人在進入中原後常採用容忍的政策對待前朝官員和儒士，盡力招誘之；而漢儒士本著「用夏變夷」、「經世」的傳統儒家思想或現實利害的考慮，多願成為胡族上層的中介，倡導儒學，建立漢式統治結構的政權組織以及與農業社會相適應的經濟制度。
其次，外族入主中原，雖隨之有大量的人口內徙，並掌握政權，但他們畢道是少數民放，其管治下的人民絕大部份是漢人，這種客觀現實造成他們不得不任用漢人為官，亦不得不使用大多數人習慣的方式加以管治。這樣一方面可以解決本身管治人才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更可避免直接與漢人對抗，減少了漢人的敵對情緒各反抗意識。根據《遼史．百官志》所列漢官，多將投降漢官本人名字，連記於職位之下，例如馮道守太傅，劉煦守太保等。反映胡族入主中原後，胡人中根本缺乏適合管治中原的官吏人才。但為防範漢人造反，雖在政府行政架構內任用漢人，而監督的人多由外族人擔任，因此每個外來朝代都有一個不可避免的特徵，就是運用「華夷」兩種人來統治，並且使用各種制衡和查核的方法以便於統治。元忽必烈推行漢法，也是出於「期於家社之安」的政治考慮，而聘用大量儒士。
再次，推行二元政策，將本族與漢人分而治之亦是為了避免本族生活方式，傳統文化、風俗的喪失，以期保存本族的純潔性。魏晉南北朝胡漢的大融匯，由於漢族文化發展的層次較高，而且國內人口眾多，即使他們的朝代覆滅，游牧民族建立新政權後，他們仍能維持文化的同一，甚至能夠同化征服王朝的統治者。所以在胡文化面臨動搖、解體的態勢面前，胡人中不可避免地產生守舊心態，亦即竭力保存國故，維護傳統。如北周宇文氏的政權，君臣間對話須用鮮卑語，軍隊中傳達命令也是一樣；同時衣飾亦與鮮卑舊俗無異，這些文化內容，他們都竭力保存下來。契丹開科取士，嚴禁契丹人參加考試，就是避免契丹人受漢文化同化。另外，北魏孝文帝雖極力推行漢化，可是他一死後，北魏舊族又很快回復鮮卑風俗。北魏的拓拔燾殺賀狄干，也是因為「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北魏元丞「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從中可見他們所謂「漢化」實質是師漢之長技以制漢二元政策能達到利用漢人知識分子、強化典章制度，作為統一北方的本錢，又可盡量保留本族舊俗的目的。
除此之外，游牧民族特別要保留其騎術射藝，而不能完全跟隨漢人，從事農耕，故有必要區別對待。清皇太極為著要保留漢人的尚武精神和騎射技術，告誡族人均勿重蹈金朝海陵王完顏亮的覆。他強調「國語騎射」是滿人的根本，指出除了要保存滿人善射及騎術的傳統外，還要對大清的語言文字加以重視。因此域外民族為保持傳統，實族對漢人的有效管治，往往採取二元統治手法。這些都是「一國兩制」的先例。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