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民俗的「胡化」

唐朝前期武功鼎盛，國際交通又非常便利，故外族的降附者以及來華經商或求學的為數甚多，加上統治階層有胡人的血統，太宗即位後更大量起用胡人為將。這樣民間以至朝廷都沾染到胡人的風習，更因唐室「夷夏之防」的觀念不深，對外國文化的輸入也採取放任的態度。因此外國文化在中國境內得以自由發展而不受排斥，民間生活亦深受域外文化的影響。

其中表表者是唐人衣飾明顯胡化。唐初婦女上街以帷幕罩身或者輕妙蒙面；至元宗開元年間，衣服更趨開放，自頸至胸漸見袒露，而露肩、靈臂的服裝也非常流行。姚汝能《安祿山事蹟》中記載：「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胡服……衣服之制度，襟度窄小。」在千姿百態的胡裝中，有「就中偏稱小腰身」的回鶻裝；有「四周垂絲網」」的吐谷渾長裙帽；有用「烏羊毛」織成，頂部略尖，四周織有花紋的蕃帽。《舊唐書‧輿服志》稱：「開元初，從駕官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複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依效。……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大有颯爽豪氣。」可見民間胡俗盛行是受上層人士影響所至。

唐女子化妝亦習胡風。不少婦女效法胡人梳髻戴胡帽。《新唐書‧五行志》描述女子化妝習慣：「圓鬟椎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註唇。」白居易指出這種「髻堆面赭」的流行妝來自胡族，而「非華風」。

另外，胡樂具亦與胡樂一起流布於唐人文化生活中。魏晉南北朝時，少數民族鮮卑、龜茲、疏勒、西沾、高昌等音樂已流行於中原地區。到唐時，胡樂更是盛行。據《新唐書‧禮樂志》記載，隋唐時四方少數民放音槳傳入的有十四種之多。隋煬帝定九部樂，唐太宗改為十部樂，即燕樂、清商、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疏勒、康國、高昌十部。其中漢族傳統音樂僅燕樂是唐自創，清商樂是漢魏南朝舊樂，西涼是十六國時由中原舊樂與龜茲樂融合形成外，其餘均從少數民族或外國傳入。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根據印度的《婆羅門》曲改編而成。

與胡樂一起傳入的樂器種類也很多，在唐燕樂器的管、弦、擊三大類樂器中，篳篥、貝、箜篌、琵琶、五弦、鈸、腰鼓、羯鼓、毛員鼓、答臘鼓、雞類鼓、銅鼓等大多是少數民族的樂器，有的甚至還可能是阿拉伯系和印度系的樂器。其中最典型是琵琶。劉熙在《釋名‧釋樂器》中曾說：「批把本出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象其鼓時，因以為名。」因其音域廣闊，技法豐富，逐漸成為漢族樂器的主奏樂器。

魏晉以來，跳舞風氣已相當普遍。北朝時，因胡樂的流傳而逐漸盛行胡舞。唐王朝時，由於西域樂二和舞伎的大量杽來，長安城裏就住有大批少數民族和外國舞蹈家。他們帶來自己民族的舞蹈；令唐代的舞蹈充滿胡族色彩。當時最為流行的胡舞為胡旋舞、胡騰舞、招枝舞。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胡騰舞「環行急蹴皆應節，反手叉腰如卻月。」招枝舞「輕驅動蕩，註光波於穠睇。」白居易也為這種優美的舞姿寫了不少詩，例如《胡旋女》中的「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逢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天巳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而以《霓裳羽衣曲》為曲的《霓裳羽衣舞》也是融合胡舞成為盛唐的舞蹈，亦是楊貴妃擅長的舞蹈。總括而言，唐代全盛之時，上至朝廷，下及民間都喜歡胡樂、胡舞。

此外唐代女性審美觀也因胡風浸染而由魏晉時的尚纖瘦一變為尚健碩豐腴。唐人一些藝術作品中展示的婦女騎馬擊毬情景，一反漢文化以陰柔為婦女典則的傳統，透露出胡族婦女活澄、勇健、無拘無束的性格，而唐女性地位的提高亦應力於這種開放的風氣。

唐人還有不少好尚，鬥雞、拔河、木偶等，雖在唐之前就已流行，但由西域傳入的西涼舞獅子及馬球則非常受唐人的喜愛。唐太宗以後的各朝君主大多善玩馬球。由馬球演變出來的驢球和步球則普遍受民眾的歡迎。

唐民間的節日亦有受胡風習的影響，例如曾在京師流行過一段時期的胡氣寒節；元輎節時出現的玩西域燈輪都屬這類。

又由於大量域外民族移居中國，他們的食品和飲食習慣也逐漸受唐人接受。胡食之中胡餅尤並歡迎。日本僧侶圓仁入唐時，曾見「時行胡餅，俗家皆然。」萄葡酒也是西域傳入的飲料。不少西域胡商在中國定居經營酒肆生意。可見唐人民的生活已與胡俗結下千絲萬縷的關係。

唐代人民受域外文化的影響另一個方面是宗教。佛教雖在唐以前已傳入中國，但佛教的盛行及完全漢化則在唐代進行。唐代傳入的宗教則有摩尼教、回教及景教（基督教的別派）當時的長安不特是外國留學生薈集的地方，外國教派也多在長安建寺，所以長安是當時的國際文化都市。宗教的發展和傳入令唐代文學添異彩，人民的宗教生活亦顯得多樣化。

總括而言，唐代以強盛的國力為依據，能兼容各民族的文化，將魏晉南北朝時的多民族的融合進一步在民間深化，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內容，是唐強盛的另一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