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山西商人的重要商業活動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與興盛，表現在區域間長距離的販運貿易的長足發展，而城市經濟的發達，專業市鎮的出現，白銀的流通，都給商人的活動開闢了廣闊的天地，經商人數比以往歷朝有快速的增長。在此基礎上，明清朝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商人集團，其中徽商、晉商實力最雄厚。

　　山西商人的崛起得力於明代實施的開中法。明初，邊防缺糧，政府乃招商人運糧輸邊，給予「鹽引」，商人獲得食鹽專賣權，再持「鹽引」往鹽場支取食鹽，然後運到政府指定的地方銷賣。鹽是日用必需品，賣鹽可以獲取巨額利潤。由於山西接近北方邊境，晉商便佔有地理上的優勢，他們利用開中法及納米中鹽的政策，或在邊地屯田，或往邊鎮販運糧草、鐵器、茶葉、棉布，換取鹽引。明中葉後晉鹽商逐漸向鹽利最大的淮、浙地區內徙，銷售食鹽大獲其利。明人曾說：「晉多大鹺賈」。晉商因此得以正式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商業集團。

　　隨著明中期社會經濟的發展，晉商的經營規模和活動範圍日漸擴大，經營項目亦不斷增加，除繼續經營鹽、糧、絲、茶外，舉凡軍民用品無所不營，鹽米、棉布、絲綢、木材、瓜果、金融典當、牛馬牲畜、香藥草料、陶瓷器皿應有盡有，形成種類繁多的各色商人。其中經營典當業和發放高利貸成為晉商日後向金融業發展的台階。據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明代的典當業基本成了山西、陝西、徽州商人的專業。

　　入清，晉商集團更有了長足的發展，可說是「足跡遍天下」，同時還把勢力伸向了國外俄國、日本、東南亞等地區，經營項目亦大大增加，除明朝時經營的項目外，還增加了煙、洋銅、皮張、玉石等。道光時，隨著社會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晉幫商業資本開始與金融資本相合，創辦了具有巨大影響的票號，並迅速發展，道光末年，山西票號已有11家。這些票號由辦理匯兌、存放款業務，逐漸發展到代清政府匯解京餉和軍協各餉，收存中央和各省官款，吸收官僚存款和給予借墊款。

　　至20世紀初，山西票號發展到33家，分號400餘處，除遍布國內各大商埠，還遠伸至日本的東京、大阪、神戶，俄國的莫斯科，南亞的新加坡等地。大體上一個分號一年做匯兌業務50至120萬兩，存放款業務30餘萬銀兩。山西票號已基本上壟斷了全國的匯兌業務，執金融界牛耳。

　　晉商自明初崛起到20世紀初衰落，縱橫商界500餘年。他們的營商活動加強了區域經濟的聯繫，擴大了國外貿易市場；長途販運，促進了社會分工和農副產品的商品化；四處設庄，推動了新市鎮的興起；票號為近代銀行業的雛形，除促進商品的流通，亦為近代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總括而言，晉商對明清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是巨大的。

明清時期鄉村族田的功能

　　族田是宗族共同擁有的土地。族田因用途不同而又稱為祭田、祠田、嘗產、公田、學田、義田等。

　　明清時期的族田是宋元時期族田形態的延續，但在數量和分布上都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而且明清時族田的用途廣泛，因而功能亦較以往增加，具體而言，有以下幾種。

　　首先是維持宗族的凝聚力。族田中的祭田、祠田的收入用於祭祀祖先；義田的收入主要用於贍族，以賑濟族中的鰥寡孤獨和貧困者，有「敬宗」、「睦族」的作用。清人張光銓說：「祠堂者，敬宗者也；義田者，收族也」。所謂「敬宗」，即慎終追遠，追溯宗族血緣關係的尊卑倫序，最終也是為了「睦族」、「收族」。可見族田可以維繫宗族的血緣關係，防止族人離散，維持了宗族的凝聚力。

　　其次是維護宗族制度的發展。在宗族制度中，宗規家法是族權體現的保證，宗規家法之所以能夠約束族眾、保證族權的實現，是由於族人在祭祀、修族譜、聽祖訓、領取義米等宗族活動中樹立了宗族權力至高無上的思想，把遵守族規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而上述一切活動都是以族田租入作為物質基礎的。同時宗族地主借發放族田租入之機，對族人進行宣化訓示之餘，並對族人的行為進行考察，用經濟手段加以獎懲，對防止族人反抗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族田最終亦擁有達致維護宗族制度發展的功能。

　　再者是保證國家賦稅徵收。族田是封建道德規範的集中表現，是「忠孝仁義」的樣板，自然應該把完國課放在首位。另外，族田是宗族為在亂世中求取穩固而設置的，完納國課成了保證族田田產穩固的第一條件，所以宗族不僅把完納國課作為首務，而且有具體措施加以保證，同時宗族組織、族長亦約束族眾按時完納私田的國課。

　　最後是教育族中子弟。用族田收入來辦學，許多地方固定不變，其田專稱為學田、書田或膏火田，其中多數由鄉紳主辦，稱義學、義塾或族學，主要招收族中學齡兒童，接受文化啟蒙教育。義塾不收學費，並免費供給膏火、書籍、筆硯等，「凡應童子試者，宗祠給費優厚」。這些學校多以四書五經作為課本，學習官府的法典、詔令，向兒童灌輸倫理道德、綱常名教。粗認文字之後，再視家庭情況決定是否繼續讀書，執舉子業，或轉業從事農工勞動。鄉紳通過族學進一步控制族權，但客觀上對普及農村文化教育卻起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時期的族田在數量和分布上都遠遠超過前代，在維持宗族的凝聚力，維護宗族制度的發展，保證國家賦稅徵收，以及教育族中子弟幾方面都發揮了一定的功能。

宋代煤炭的生產

　　宋代官私手工業的發展遠遠超過了前代，特別是石炭（即現在所稱的煤炭）的大規模開採和使用，帶動了冶鐵業的高速發展，促進了宋代各項手工業的快速發展，因此有學者稱宋代煤炭的開採和使用為「燃料革命」及「煤鐵革命」。

　　宋代煤炭採掘地區主要在北方。《馬可波羅行記》記載：「契丹全境之中，有一種黑石，採自山中，如同脈絡，燃燒與薪無異。其火候且較薪為優，......而其價亦賤乎木。」這主要是指北方地區而言，其中重要的產地包括山西、山東、江蘇徐州、陝西、淮北等地。

　　而宋代的煤炭開採規模和技術亦較前代有顯著進步。六十年代初對一座宋代煤礦遺址的考察報告指出，該座煤礦使用和建造的是豎井，礦井直徑2.5米，深達46米；井下到採煤面有巷道可通，四條較長的巷道總長達500多米。開採的煤田分割成為若干小區，並運用「跳格式」的先內後外方法，逐步分區將煤開採出來。同時還利用井上的轆轤把井下的積水提上來，提出的水則引導到採過煤的低洼地方。另外，遺址中還發現了條筐、扁擔、盛油用的瓷壿、照明用的小瓷盤、以及生活用的瓷碗、瓶、罐等。據此，考古人員估計該煤礦可容納數百人，可見當時煤炭開採的規模已十分可觀。

　　煤炭作為一種新型的能源在宋代進入了生產和人民生活的領域，而對煤炭生產起促進作用的是宋政府同意讓人民販買煤炭，使煤炭成為為一商品，才令到煤炭的開採和使用有急速發展。《宋要會‧食貨》中記述「磁相等州所出石炭，今後除宮中支賣外，許令民間任便收買販易」。

　　宋時煤炭的使用，首先是作為生活的熱源，除供皇室使用外，民間亦普遍以煤炭為燃料。除煤產地河東外，汴京家家戶戶都以煤作為家庭燃料，「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莊季裕《雞肋編》卷中，轉引自全漢昇＜略論宋代經濟的進步＞）。宋政府還在汴京儲存了不少煤炭，宋哲宗年間京師大寒，乃以六十文一秤的價錢賣給居民。

　　煤炭的開採對社會經濟所起的重要作用，主要還是表現在煤被廣泛使用於冶練、工具製造、陶瓷等手工業中。冶鐵工業用煤作燃料，使鐵的產量和質量大幅提高。由於鐵的供應量增加，宋在以鐵為原料的手工業製造上亦取得成就，例如，鐵錢、鋼鐵武器、農具、製鹽的鍋、甲冑、錨、釘等的製造。神宗元豐元年（1078）鐵產量已是七萬五千噸至十五萬噸。蘇軾曾指出，徐州白土鎮開採出煤炭以後，「以冶鐵作兵，犀利常勝云」。除鐵以外，煤應用於冶煉工業也大大提高了銅、鉛、鍚的產量。冶鑄、切削和加工技術的長足進步又為陶瓷、紡織、造船、井鹽等行業的成長提供了燃料、工具等必要條件。

　　宋代以煤炭代替木炭作為燃料，使礦冶、鑄錢、製瓷等行業有了急速發展，這些行業的發展反過來增加了對煤炭的需求，又大大促進了煤炭業的進一步發展。煤炭廣泛使用於手工業，象徵宋代已進入原始工業化進程，意義重大。

明清時期的「行會」

　　行會是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同業組織，一般認為出現於唐宋時期。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加劇了工商業者之間的競爭。他們為了立於不敗之地，防止競爭，紛紛建立保護自己利益的行會，導致明清時期行會數目迅速增加，而且分布廣泛。

　　行會分由同業成員組成的行業行會和以地域籍貫組成的商幫行會，或兼同業與籍貫並稱的行會。工商行會大部分由商人或手工業者創建，主要職能有：一、限制外行外地商人和手工業者經營本行，限制同行擴大增開新店，限制作坊開設地點和數目，以及禁止或限制外來商品的輸入和販賣；二、嚴格限制同行招收學徒和使用幫工的數目，限制學徒加入行會；三、制定行規，規定工人的工作量，統一工資水平；四、劃一手工業產品的規格、價格和原料的分配，制定統一的度量衡。從這些職能來看，建立行會的目的是在限制會員之間的自由競爭，以壟斷市價，保護本商幫的利益，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工商業行會與「篤鄉誼」的會館在性質上並不相同（呂作燮，1982，第二期），但由於明清時的會館大多由商賈興建，以至一些人將行會等同於會館。而事實上，至清雍乾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行會的特點亦發生了變化，主要表現為：與官府的關係雖然密切，但其替官府「約束」工商業者和徵斂的角色正在削弱，而它作為會員利益維護者的作用則日益明顯。如代替工商業者向官府交涉「免行」，又率領會員與私抽多取、分割商業利益的牙行鬥爭。

　　同時，以地域關係為紐帶的工商業會館逐漸衰落，出現了不分地域而按同業組織的會館，如藥行會館、顏料會館等。另外，這時的行會亦出現了分化，產生了手工業勞動者自己的行會組織，如道光年間，廣州的絲織業、打石業和佛山的陶瓷業、綾帽業中，都出現了工匠自己的組織「西家行」，以別於僱主所組織的「東家行」。每遇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時，便由西家行的「先生」出面向東家交涉，並協調僱主與工匠之間的關係。可見，工商業勞動者的行會具備了早期工會的功能。

　　另外，從行會組織內部事務的分工來看，舉辦救濟貧病，養生送死等同行福利事業，佔有很大比重。每一行會組織每年都拿出經費的一大部分，作為無依無靠的貧苦同行生病時「煎湯熬藥」或死亡後喪葬費用。

　　總括而言，行會的成立旨在防止競爭，維護業內成員的既得利益，這與歐洲曾出現的基爾特（guild）性質相同，但中國明清時期的行會受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基礎影響，凝聚力傾向省籍，沒有歐洲的基爾特那樣具壟斷性，享有的權力不大，對同業的約束力亦較弱，因此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亦相對較歐洲的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