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偽

「偽書」或「偽史料」是中外古今一種普遍的現象。在中國，古籍辨偽工作始於西漢的劉向，他在校定宮廷藏書時，考證出古籍有全偽或部分偽的結論。顧頡剛認為，以考證方法推翻偽史書，則自宋至清都沒有間斷。明代，出現了兩部綜考群書的辨偽著作，分別是宋濂的《諸子辨》和胡應麟的《四部正訛》。清代考據學風盛行，辨偽取得巨大成就，有專考一書的力作，如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等；有綜考群書的著作，如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等。此外，乾隆年間的崔述畢生致力辨別古書真偽和舊說流傳的是非，著有《上古唐虞》、《豐鎬考信錄》、《洙泗考信錄》等書，建立了辨偽之學。近代，梁啟超首先嘗試運用科學理論總結前人辨偽的經驗，著有《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偽書通考》、《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書。

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一書中，梁啟超從著作權和版本的角度，把古代的偽書劃分為十種，包括：全部偽；一部分偽；本無其書而偽；曾有其書，因佚而偽；內容不盡偽而書名偽；內容不盡偽而書名人名皆偽；內容及書名皆不偽而人名偽；盜襲割裂舊書而偽；偽後出偽；偽中益偽。在這裡，梁氏將一些託名古人的典籍也定為「偽書」，但這些書的內容可靠，書中所提供的史料有可能並不偽。例如上述的第五、六、七項性質相似，梁氏舉《左傳》、《商君書》、《孫子兵法》等書做例子，指作者不一定是左丘明、商鞅、孫武，而視它們為偽書。這些書的作者縱使不是書中所載，但不影響典籍的重要性，尤其是《左傳》，史料價值更高，所以不能視其為偽書。只有那些為邀名邀利、憑空杜絕以欺世盜名的書，才是偽書。而真正的偽造史料，應是指當事人、旁觀者、或後世人有意製造假文件、假文物以圖歪曲歷史，欺騙他人。所以，不能否定託名古人的典籍的價值。

著名史家陳寅恪先生就認為：「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所以，所謂「偽書」，並非毫無價值。況且，在研究中國書籍史、版本學史等課題時，這些偽書則是第一手史料。

至於如何辨偽，梁啟超定立了十二條法則，載於《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杜維運在《史學方法論》一書中，歸納這十二項法則為十項。它們分別是：

1. 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徵引，而忽然出現，什有八九皆偽。
2. 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佚，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與舊本完全不同，什有八九皆偽。
3. 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
4. 其書原本，經前人稱引，確有佐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偽。
5. 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蹟在其人身後者，則其書或全偽，或一部分偽。
6. 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則其書必偽。
7. 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偽或兩俱偽。
8. 各時代的文體，有天然界劃，偽作之書，一望其文體，往往能斷其偽。
9. 各時代的社會狀態不同，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的社會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即可斷其為偽。
10.各時代的思想不同，若某書中所表現的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即可斷其為偽。

辨偽的方法雖然很多，但歸納起來，基本方法只有兩種：一是實證的方法，就是從各方面找證據，例如上述一至八條便是；二是推論的方法，即沒有或難以找到合適的證據，而採用整體上比較、按照情理作出推論，第九、十條提出從社會狀態和思想上比較，即屬此法。